——走訪江西瑞金的紅軍后人
新華社記者 梅常偉 李 松 劉 斐 鄔慧穎
“您的家中，哪位親人參加了紅軍?”
“我的爸爸，梁在英。”
“他是哪一年參加的紅軍?”
“1934年，村口有個宣傳隊動員大家當紅軍，他就去了。”
“后來呢?”
“紅軍長征，爸爸跟著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緊接著，是沉默——今年92歲的梁景春說話聲音洪亮，思路清晰，但關于父親參加紅軍長征，這是他能提供的全部信息。至于梁在英出發后，參加過哪些戰斗、有沒有受過傷、何時何地犧牲等等，都是一片空白。
空白是因為無從得知。梁景春說，父親離家時，自己已經7歲，開始記事了，那時家里人每天都盼著父親回來，卻始終沒有消息。實際上，記者在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鄉豐垅村走訪紅軍后人時發現，類似的情況并非個例——
梁在躍，梁澤紅的爺爺，紅三軍團戰士，1932年參加革命，1934年出發參加長征，無音訊。
梁崇萬，梁文河的父親，家中排行老三，與四弟梁崇芹、五弟梁崇芬一同參加長征，犧牲經過不詳。
梁從優、梁子光，梁小群的大爺爺、小爺爺，長征出發時一個20多歲，一個不到18歲，此后再無消息……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等待，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成為包括梁景春在內的豐垅村村民，以及更多瑞金群眾共同的生活主調。只不過，他們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日夜牽掛的親人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也創造著人類歷史的奇跡：長征途中，紅軍進行重要戰役戰斗近600次，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
“兒女盼著爸爸、妻子盼著丈夫、父母盼著兒子，紅軍離開的那一天，大家的心其實也跟著走了。”已經做了15年講解員的鐘吉玲也是一名紅軍后人，她的三爺爺在長征途中犧牲。她說，每次講起陳發姑的故事，她都感同身受。
那年的一天，蘇區干部來到陳發姑所在的上山壩召開大會，動員群眾參加紅軍。陳發姑的丈夫朱吉薰動了心，他的母親、伯父卻堅決反對。僵持不下之時，陳發姑做通家人的工作，挑起家里的擔子，讓朱吉薰如愿成為一名紅軍戰士。
不久后，紅軍開始轉移。行前，朱吉薰與陳發姑約定，勝利之日再相聚。可誰知，二人這一別，竟是永訣。
“陳發姑盼啊，等啊，但朱吉薰就是沒有一點音訊。”鐘吉玲說，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進行了調查，認定朱吉薰在長征途中失蹤或者犧牲了，但陳發姑不肯相信，仍然堅持等著丈夫，等他回家與自己團聚。
2008年，115歲的陳發姑走了。人們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她的床前、屋角，碼放著一雙雙或舊或新的草鞋，數了數，總共75雙。原來，與朱吉薰分離的日子，陳發姑一直默默堅持每年給丈夫編一雙草鞋，75年從未間斷。
后來，為了紀念陳發姑，人們給她立了銅像。那是對愛情的致敬，也是對思念的致敬——自紅軍離開那天起，即使音訊全無、生死未卜，許多蘇區人民都像陳發姑那樣，時刻想著親人、念著紅軍，等著他們回來。
在葉坪，紅軍轉移后，敵人拆毀紅軍烈士紀念塔，只有“烈”字石刻完整幸存，一位姓謝的大娘冒著生命危險把它藏在家中，直到全國解放。
在華屋，17個年輕后生參加紅軍前，相約到后山每人種下一棵松樹。他們再沒回來，但鄉親們用紅漆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讓后人世世代代記住他們。
在馬道口，夜深人靜的時候，88歲的梁海如常常想到父親，想他參加長征時到底經歷了什么，想著想著，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對他沒有印象，但我還是想我的爸爸啊”。
時光流逝，深情不改。不管離開多久，不管走出多遠，紅軍從未走出過瑞金人民的思念，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仍會是這樣。
(新華社南昌6月12日電)
責任編輯： 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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