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世界“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公司發布報告，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并指出中國經濟有“放緩的風險”。
對此，中國政府第一時間作出回應“表示失望”，并指出“穆迪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財政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
不是第一次“唱衰”中國經濟了。
就在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均預測，中國今年可以實現5%的增長目標，對中國經濟前景充滿信心。
事實上，枉顧宏觀經濟數字，忽視經濟發展趨勢，“唱衰”中國經濟，對于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這三家總部均位于美國紐約的信用評級機構而言，已經不是“初犯”了。
2017年，穆迪公司就曾下調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但中國經濟通過供給側改革等一系列強有力舉措，繼續保持了穩中向好的勢頭。
2017年，中國GDP占美國的63%，到了2021年，這一比例則升到了77%。
中國經濟交出的漂亮成績單，不僅給驕傲的穆迪公司好好上了一課，同時也告訴國際市場，不要迷信“三大評級機構”的報告。
穆迪公司
發展中國家深受“評級”之害。
不僅是中國，“三大評級機構”近年來對主權信用各種“任性”和“別有用心”的評級，也讓其他新興經濟體不勝其煩。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三大評級機構”為配合美西方對俄制裁，立刻下調了俄羅斯主權信用評級。
俄財長批評該行為出于“政治動機”，是“主權信用評級入侵”。
這些做法，讓“三大評級機構”越來越多地遭到各方質疑和批評，其中不乏著名經濟學家和一流財經媒體。
深入分析可以發現，“三大評級機構”有“三大頑疾”，注定使他們與公信力漸行漸遠。
一是自身立場受影響。
作為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本應與政治保持距離，然而這三家機構近年來卻愈發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影響。
以標準普爾為例，2022年標普發布《主權信用評級基礎框架》，其中重要的“政治得分”打分標準完全按照西方政治制度設計，強調權力制衡和政治參與，卻不考慮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和高效性。
二是評價方法不科學。
“三大評級機構”均系美歐公司，其主權信用評價標準嚴重傾向西方國家，對新興經濟體則充滿政治偏見。
惠譽2010年發布了《主權評級方法》，其中在衡量主權債務償還能力方面，極為看重西方國家政府擅長的舉債還債能力。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希臘政府在瀕臨破產前，還擁有著最高級別的信用評級。
三是身份定位有矛盾。
“三大評級機構”均采用“發行人付費模式”，換句話說，在大部分時候，三家公司都是在給“金主”的信用打分評級，又怎能保持客觀、中立呢?
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后，“三大評級機構”始終“頂住壓力”，將危機旋渦中的華爾街維持在最高級別的信用評級。
美國維護金融霸權的“有力武器”。
不可否認，目前“三大評級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仍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仍是美國維護其金融霸權工具箱中的“有力武器”。
《紐約時報》著名經濟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對此有著精準的描寫：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信用降級毀滅一個國家。
近年來，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唱衰”中國經濟似乎成了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無論政客還是媒體，似乎不說上兩句中國經濟的“壞話”，就混不下去了。
此次穆迪調低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展望，無非是“唱衰中國”這出大戲再次上演罷了。
無論美西方如何貶低抹黑，中國經濟依然“風景這邊獨好”。
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今年1至9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約3.8萬家，同比增長32.4%。
無論穆迪、惠譽還是標準普爾，都稱得上是“百年老店”。正是一代又一代分析員們的辛勤付出，才換來三家機構的地位和聲譽。
但這一切絕不是他們肆意妄為的理由。
三家機構需要給自己好好評評級了，看看信譽度和專業度還剩幾分!
責任編輯： 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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