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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乃治國重器，“治民無常，唯治為法”。

    “統計的首要目的是通過數據反映經濟社會現狀，從而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和有效服務，這就要確保統計數據必須真實可信、準確可靠。如何確保？唯一途徑就是依法統計，也就是說，統計法治是根基。這其實跟發射火箭是一個道理：飛多高不重要，飛多久不重要，能回來很重要，找到那個最佳的結合點很重要，這里面有一個相對嚴密的邏輯關系。”看上去隨和爽朗，實則考慮問題細致縝密，這是國家統計局臨汾調查隊黨組書記、隊長崔宇強留給記者最深的印象。

    翻看崔宇強的個人經歷，他稱得上是統計系統的“模范樣板”——統計專業科班出身，畢業后即進入市統計局工作，長達34年的“數海”生涯中，他從科員到科長，再到局長助理、副局長、國家統計局臨汾調查隊黨組書記、隊長，從一個業務精英到擁有“一畝三分地”的當家人，崔宇強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讓他的平生所學與他熱愛的工作產生著最密切的聯系，并讓一直盤桓在他腦海中的關于依法統計的諸多可能性落地生根。

    強機制 加固法治堤壩

    “無論是傳統統計，還是2012年年末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中國統計新概念——現代服務型統計，重中之重都在依法統計。如果說統計工作是一艘船，要想統計調查的數據真實可信，法治無異于‘壓艙石’，沒有它，這艘船寸步難行，更到不了岸！”在崔宇強看來，針對調查對象的法治僅僅是依法統計的一個主要方面，統計隊伍的人員素質、法治意識等也直接決定著統計調查數據的質量，同樣是依法統計的重要內容。

    為了打造一支具有良好職業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的統計隊伍，崔宇強從“管理”入手，以德、能、勤、績、廉五項內容進行全面考核的《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辦法》及優質服務“五個一”競賽活動考核辦法，以強大的凝聚力和高度的集體榮譽感將全隊工作人員的積極性空前調動起來，帶出了一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則必勝”的統計調查“輕騎兵”隊伍，全隊開啟了“人人為調查獻計策、人人為調查做貢獻”的競賽模式。

    同時，崔宇強確立“統計調查、法制先行”的思路，從機制入手，將法制宣傳、執法檢查以及案件評查等納入年度目標責任考核，并通過建立完善行政執法責任制度、案卷評查制度、統計違法行為舉報受理制度及統計執法檢查現場流程等統計法制工作制度，進一步規范統計行政處罰行為。

    機制堤壩的加固、統計隊伍的精英化激發了法治與統計調查的同頻共振。

    2008年，臨汾國調隊經過充分準備、嚴密組織，先期對65家國家定點調查企業開展了執法大檢查，對13家企業違法情況進行了立案調查，并依法對6家企業進行了處罰，罰款2萬元，其中1萬元一起，5000元一起，打響了統計執法第一戰，率先在全省國調系統實現了統計執法處罰“零”的突破，被確定為全省國調系統統計法制示范點。2008年8月，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調研組在臨汾調研時予以高度評價，認為“臨汾國調隊開展統計執法，且進行處罰，在全國地市級調查隊屈指可數，為全國調查隊系統起到了示范作用”。

    廣宣傳 營造法治氛圍

    “許多人不了解我們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機制，有人甚至誤以為抽樣調查的地點和調查對象是由我們就近隨意選的，數據也是可以隨便填的。這些認識上的誤區一旦形成，勢必影響調查數據質量的公信力，更會降低社會公眾對國家發布的GDP、CPI、就業率等指標的信任度。”說到調查數據質量的公信力面臨的窘境，崔宇強直言，“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廣泛宣傳，先有了解，才有信任！”為此，在崔宇強主導下，“全員學法、全員普法、全員執法”在臨汾國調隊悄然展開。制定《“六五”普法規劃》、《黨組集體學法制度》以及全員法制學習考試考核等制度，為全員學法建立制度保障；把法制學習納入“系統教育培訓”范圍，推行法制工作與業務工作“一攬子”計劃，實現全盤謀劃。先后組織開展骨干培訓、執法講座、征文、知識競賽等主題活動20余次；內外并重、點面結合，多形式、多渠道、多角度開展立體化普法宣傳。在宣傳方式上，一方面通過專業年報會、培訓會、基礎工作檢查、數據質量核查等專業工作集中開展針對調查對象的精準宣傳和培訓，實現專業工作與法制工作緊密融合，無縫隙對接。另一方面，利用“9.20”中國統計開放日、“12.4”全國法制宣傳日和“12.8”《統計法》頒布紀念日，集中力量大規模開展系列報道、記者訪談等針對社會服務對象的重點宣傳，提高普法滲透力。在宣傳內容上，從一般向縱深延展。從常規性的宣傳內容向《統計調查法律責任告知》、《統計嚴重失信企業信息公示告知》延展，實現深度宣傳。在宣傳手段上，從傳統媒體向短信、網絡、微信等現代媒體平臺過渡。有效增強了社會公眾和調查對象的感知度和配合度。

    嚴執法 彰顯法治力量

    “天下難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作為臨汾國調隊的日常業務工作內容之一，為給國家宏觀決策提供真實可靠的源頭數據，小微企業需要及時準確填報調查報表。

    但個別企業法律意識淡薄，出于企業“政績”、“利益”考慮，虛報、瞞報的情節比較嚴重，收到處罰告知書后，企業負責人千方百計托關系、走后門，想免予處罰。這時的崔宇強便成為“漩渦”的中心。

    “一口回絕不是不行，但不合適，也不是怕得罪人，而是因為警告乃至罰款都只是手段，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企業明白國家統計的重要性和意義所在，進而全力配合。”同時，崔宇強心里也明白，“一處弛則百處懈”，作為“一把手”，如果“頂”不住，就不能為執法人員撐硬腰桿，從而為依法統計留下了“缺口”，也難以對違法企業起到以案示警、以案示教和震懾作用，政府統計調查的權威性、公信力則難以樹立。

    2010年8月，臨汾國調隊執法檢查組在對臨汾某飲料公司進行統計執法檢查時發現，該公司上報的2008年企業基本情況調查表顯示,2008年公司主營業務收入上報數1011.8萬元，經檢查組核查，多報了193.5萬元。2009年年末從業人員上報數為82人，經核查，實際數31人，多報51人。該企業統計人員解釋說錯報數據是因為沒有理解統計指標的含義。檢查組通過多方分析，認為企業違法事實清楚，擬對該單位給予警告，并處罰款五千元。

    處罰告知書下達后，該企業負責人先后托縣、市有關部門領導及崔宇強的朋友、親戚說情，并以贈送100箱飲料作交換。崔宇強一方面予以回絕，一方面向說情人講明該公司業務收入上報數據與實際相差較大的事實，讓說情人員查看檢查組取得的相關檢查證據，并向說情人及企業負責人講明了虛報數據的危害性，使企業負責人口服心服地接受了行政處罰。

    2014年8月，臨汾國調隊檢查組對臨汾某設計服務公司上報的2013年服務業調查單位經營情況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2013年、2014年連續兩年的應付職工薪酬和營業收入、營業利潤上報數據均有不同程度虛假，個別數據誤差率甚至高達465%，已構成提供不真實統計資料行為。依據《統計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擬對該單位給予警告，并處罰款一萬元。

    下達處罰告知書后，該公司經理親自上門說情，后又托相關部門領導找崔宇強說情，要求免于或從輕處罰，并拿出一個“信封”，被崔宇強當場回絕。崔宇強頂住多方壓力，入情入理地向一眾人普及著由企業提供的這些數據與國家、省、市“數字坐標”之間的利害關系，同時，不厭其煩地告知提供不真實統計數據對政府決策誤導的危害性。企業負責人最終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行政處罰，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強對統計報表的重視程度，如實上報。

    建隊以來，臨汾國調隊在統計執法方面打響了一場又一場戰役。先后組織開展了13次執法檢查，共對365家單位進行了執法大檢查，立案查處36家單位，并對19家企業進行了警告、罰款的行政處罰，罰款金額6.9萬元，其中，萬元以上案件3起，5000元案件5起。

    “下一步，國家統計局將對違法情節嚴重的企業進行失信企業信息公示，并納入金融、工商等行業和部門信用信息系統，與企業融資、政府補貼、工商注冊登記、國家優惠政策享受等直接掛鉤，增加企業失信成本，最終形成‘一處違法、處處受限’的信用約束機制，營造誠信統計的良好氛圍。”崔宇強如是說。

    臨汾國調隊的榮譽室里，“2006-2010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先進單位”和國家人社部、國家統計局聯合頒發的“全國統計系統先進集體”兩塊牌匾引起了記者注意。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再一次重申了對依法治國、憲法權威的信仰與敬畏。這對法治統計建設而言，是發展機遇也是形勢要求。”站在牌匾前，崔宇強坦言，這些榮譽對他和臨汾國調隊而言，既是成績，更是責任。

    “不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良法就只能是壁上風景畫，統計也就無法體現‘為國調查、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依法統計任重道遠，我們一直在路上！”（段碧蓉 段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