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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受審計？責任如何厘定？誰主持審計？為什么不是把效果更好的任中審計與離任審計結合起來？只有跟進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離任審計制度才可能成為一個有效增量，在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中釋放后發制人的效能。 

剛剛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鎖定“三農”工作。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看點很多，比如強調嚴格地方政府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實行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領導干部離任審計制度，就使人眼前一亮。（2月2日《羊城晚報》） 

在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工作中導入離任審計的制度增量，是由人多地少、保護和發展等矛盾日益尖銳情勢下的客觀要求。若能把離任審計這一制度增量用好，甚或以此激活制度存量，那么它對18億畝耕地紅線的捍衛就能起到積極作用。 

離任審計之于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的作用如何，首先取決于這一制度以何種面目展開：誰受審計？是從省市到縣鎮的各級地方政府官員，還是具體到某一級政府官員？責任如何厘定？更重要的是，誰主持審計？這關系到審計設定合理目標、建立科學機制、客觀認定并正確運用審計結果等一系列問題，是離任審計工作的關鍵環節。什么樣的審計客體需要什么樣的審計主體，審計過程會比較順暢、結果會比較公正，這些都有待探討。至少從目前實踐來看，審計發生在同級之間，或是表現為政府內部循環，效果是不容樂觀的。 

然而，即便是確立了比較適合的主體構建原則，也不意味著此項審計工作會變得簡單。與一般的離任經濟責任審計相比，這一領域的審計工作要復雜得多：何謂盡到了保護責任？何謂基本盡到了保護責任？何謂基本沒有盡到保護責任？與之相對應的責任追究又是什么？這樣的責任追究在領導干部任用中的權重又如何、能不能起到懲前毖后的效果？———這些都沒有先例可循，需要主事者認真細致地一一加以創制。 

同時，為什么只搞離任審計，而不是把任中審計與離任審計結合起來？實踐證明，后者的效果更好，更況且耕地的他用在不少時候具有不可逆性。 

以上所說，還只是就離任審計制度設計而言，其出發點是為了加大地方政府及領導干部的責任。倘若從理想的狀態來看，也應有更好地落實農民土地權益的制度安排，這樣博弈力量才能基本均衡，從而使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獲得更強大的現實基礎。即使從管住政府這一方來說，與離任審計相配套的改革任務都還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力推進地方政府去“土地財政”化改革。 

對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用了兩個“最嚴格”。但制度的效果，不取決于措辭的峻切和語氣的凌厲，而取決于制度的內涵及其實現。僅就耕地保護的離任審計而言，只有跟進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這種制度設計才可能成為一個有效增量，在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中釋放后發制人的效能。否則，就只會是紙上談兵。 (滕朝陽)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 魏中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