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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996年到2010年，在14年的時間里我共寫作出版了8本書，依次為《在縣(市)委書記崗位上》、《在紀委書記崗位上》、《中國的源頭》、《三農問題探析》、《歷史的星空》、《這些臨汾人》、《源頭集》和《在人大主任崗位上》。這幾本書的序言都是請相關領導和有影響的大家作的。等到這本《我的文化梳理》付梓時，我想這部收官之作帶有總結性質，無論如何該是自己動手向讀者諸君交代點什么了。于是，就有了這篇《自序》，并自題了書名。鑒于上述幾本書先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而這本書是其中文化類作品的匯集，故以內部交流形式出版。

 

我的小傳

 

我于1947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孟縣(今為孟州市)一戶貧苦農民的家庭，自小隨父母遷至山西省運城縣(今為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解州是武圣關云長故里，我的童年和中小學時代都是在這里度過的。直到1965年夏季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我才離開了這座歷史文化名鎮。雖然碰上了“文革”動亂，我們這一屆還是按時于1970年畢業了。我被分配到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在區革委會宣傳組工作了6年，于1976年調回山西省運城地區。在運城，先后在地區軍轉辦、化工局、地委組織部工作了9年。其間，又在省委黨校接受了兩年(1983年至1985年)“正規化教育”。從1986年1月開始走上縣級領導崗位，到2011年8月從臨汾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崗位上退休，共擔任市、縣級領導25年有余。

回首往事，有兩點感觸頗深：其一，我從上學識字開始，就對語文和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文科的學習成績在班級一直是“名列前茅”的。高中畢業時，報考南開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愿，而我也是山西省唯一被錄取的考生。這叫做“如愿以償”。其二，我走上領導崗位的這20多年，正是國家改革開放風起云涌之時，我順應著時代的要求，在地方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黨建各方面，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過去出版的幾本“崗位上”和《三農問題探析》，基本上反映了我在不同時期的工作情況。如果說要用一句最簡潔的語言來自我評估的話，那就是“問心無愧”。

 

我的個性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句真理。那么，我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關系“總和”出來的一個怎樣的人呢?記得1984年我在省委黨校學習時，看到《人民日報》用大版篇幅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大膽啟用一代新人》，作者是中組部副部長李銳。這篇文章通篇講的就是我們這些“文革”前上大學、“文革”中畢業的“老五屆”。文章寫道，這批人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一只腳踏在青年時期，另一只腳跨入了中年門坎;他們接受了我國教育質量最好時期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是我們黨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既有“文革”中的反面教訓，又有“文革”后撥亂反正的切身體會;既有在學校掌握的書本知識，又有畢業后在基層鍛煉的實踐經驗。結論是，除極少數“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三種人”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是符合“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要求的可以大膽使用的“一代新人”。看罷全文，我心潮澎湃，久久難以平靜：黨和人民終究還是沒有遺棄自己忠誠的兒女啊!而我不正是文章所分析的這批人中的一個嗎?要知道，“文革”后期我們這批人作為“再教育”的對象，都被下放到工廠、農村去接受改造，誰沒有“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感慨呢!這篇文章對我影響深遠，以至于即使現在手頭查找不到原文，我也可以八九不離十地把主要內容復述出來。屈指一揮間，近30年過去了，我們“老五屆”的絕大多數人都以自己的人生軌跡驗證了這篇文章的觀點——盡管社會歷史已經翻過了我們這一頁。

 

我的文化

 

我的“文化”，一是工作，二是寫作。這本書要“梳理”的主要是文化作品。

從工作講，我無論在哪個崗位，文化建設總是會“列入重要議程”的。我在三個縣(市)(臨猗、稷山、河津)工作時，分別組建了三個文聯，支持創辦了三份刊物(《桑泉》、《棗花》和《龍門》)，提攜了一批文學新人。在臨猗縣工作時，作為全國現代戲年會籌備組負責人，我組織會議、編排劇目，還帶領該縣眉戶劇團《嗩吶淚》劇組赴京匯演。到臨汾工作后，我主要傾力于堯文化的研究、宣傳與開發，特別是為了修復堯陵，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那時候，為了籌措資金，我像老和尚化緣一樣四處求人。有的熟人說：“人家的人情是為個人辦事，你把人情都落到修堯陵上了。”不過，也先后有幾位市委書記深有感觸地對我說：“若干年后人們都記不得有誰當過書記了，但都記得是你劉主任修的堯陵。”退休后，我又接任了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一職，繼續在文化領域“發揮余熱”。對于目前的狀態，正如孔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過而篇第七》)從寫作講，如前所述，除去那幾本在“崗位上”的文集外，我的文化類作品都集中收入《中國的源頭》、《歷史的星空》、《源頭集》等書中。這類作品包括散文、詩詞和電視劇本。它的主體部分，是歷史文化散文，約50多篇，近30萬字。關于這部分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點，賈平凹等先生在他們的序言中已作過評論。也正是有鑒于此，張平先生才賜給了我一個“源頭作家”的頭銜。我是1996年加入山西省作協的，2003年被接納為中國作協會員。

我摯愛文化。在《歷史的星空》一書的《后記》中，我把個中原因概括為三點：一是愛好，二是責任，三是便利。事實上，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是哺育我健康成長的精神食糧，而且已經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滲透到靈魂中了。同時，我清醒地認識到，個人的作為是離不開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影響的。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兩位學長和老師，一位是于友先，一位是孟偉哉，是他們把我這個徒弟“引進門”的。關于這一點，我已在《序言為鏡師生情深》一文中作了詳述。當然要說感恩的話，我忘不了生我養我的父母，關愛我的家人，一切支持過、幫助過我的領導、同志和朋友們。我寫了那么多的“源頭”文章，而他們正是我崇美向善、勇于進取的力量源泉!

 

我的梳理

 

本書所謂的“梳理”，就是把收入的文化作品按照一定的內在聯系作個適當的分類編排，以利讀者參閱。具體說明如下：

第一部分，書序集錦。我的《序言為鏡師生情深》作為引子放在前面，加上前述8本書8篇序言，《歷史的星空》另有《跋》和《后記》各一篇，后附韓石山先生的一封來信，總共12篇。我之所以把那幾本“崗位上”的序言也收入其中，是想讓讀者對作者和全書有個較為完整的印象。也許會有人問：按照慣例，別人的評論、序言等只可作為附錄放到末尾去，你怎么首尾倒置了?答曰：這是因為書的內容比較寬泛，把“點睛之筆”的序言前置，或能給讀者起到有益的提示作用。

第二部分，走近帝堯。如果說歷史文化散文是本書的主體的話，那么以堯文化為題材的部分就是這些歷史文化散文中的“重頭戲”。作為五帝之一，堯是華夏文明始祖，是民師帝范，他的功德與日月同輝，澤被千秋萬世。我們知道，雖然華夏文明濫觴于堯文化，但世界史學界只承認中國歷史是從商代開始的。因此，研究和宣傳帝堯文化不僅是一個文化傳承的問題，而且關系到中華文明五千年是否虛言的大問題。因此，在這個命題上無論怎樣酣暢潑墨都不為過。臨汾日報記者王庚星、黃俊英撰寫的《扛起堯文化的大旗》一文，對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諸多媒體都作了轉載。為說明問題起見，將其作為首篇收入這部分文稿。

第三部分，史海覓珍。這就是除帝堯文化部分外的其他歷史文化散文匯編了。歷史是對過去的總結，是對未來的昭示。我所處的臨汾、運城地區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是一座蘊藏歷史文化資源的“富礦”。諸多的文物、遺址動輒就穿越幾千年;寫一篇什么東西，就成了“一方印記，全息中國”了。

第四部分，歲月留痕。顧名思義，就是個人經歷過的一些情景再現。時間好似篩子，留在記憶中的肯定令人難忘。但是，還有眾多刻骨銘心的人和事，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形諸文字，只好留待以后了。

第五部分，詩詞劇本。這一部分是從藝術形式上區分出來的作品。詩詞數量不多，且不甚成熟。電視劇雖然只有兩部，但篇幅較長，權作壓軸之用罷。

古人提倡“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說的是人要在道德、功業和言論這三個方面都要有建樹，“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語出《左傳》)這個標準是很高的，一個人能在某一個方面做出貢獻就相當不容易了。長期以來，我自己是想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這本《文化梳理》可算是“立言”的嘗試。我深知，和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大潮相比，這本書的出版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僅就書的內容而言，有的因時過境遷似顯不宜，錯誤疏漏亦在所難免，尚祈讀者諸君批評指正。

    劉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