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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一個考古發現，最后卻演變成為街談巷議的新聞話題。為什么曹操墓會引起舉世關注？有人說這是利益作祟，有人說這是浮躁心態的表現，有人說這是打著考古的名義進行拆遷，有人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個文明古國整體的文化焦慮感。

部分學者認為，此次考古發現之所以飽受非議，是因為考古界立功心切，匆忙得出結論。同樣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面對考古結論，許多新聞記者不是在記錄著什么，而是在渴望著什么；不是在描述著什么，而是在論證著什么。似乎，新聞媒體在報道各方觀點的時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發表意見者的身份，似乎不同身份的人發表的觀點分量不同。這種身份社會特有的現象足以說明，許多新聞記者不自覺地掉進了身份社會的歷史陷阱。

“目的論”，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社會。不同利益團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發表不同的觀點。但是，新聞記者不能自作主張，把自己的內心思考直接表達出來，更不能以“陰謀論”評判社會一切現象。新聞記者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實地記錄。對于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發表的意見，新聞記者可以在內心作出評判。但是，新聞記者千萬不要試圖把自己打扮成裁判官，不要一方面批評他人缺乏專業知識；另一方面卻試圖依靠自己淺薄的專業技能，對重大考古發現作出判斷。

正是新聞媒體的主題先行，讓這樣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幾乎演變成為社會鬧劇。新聞媒體應當引以為戒，今后在報道此類考古發現的時候，盡可能地向公眾呈現完整的信息，從而使新聞報道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喬新生）（作者系湖北省法學會傳播法研究會會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據《中國新聞出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