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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這個圈子里有戲迷影迷歌迷等等，我的文友譚希賢卻是個書迷。他不僅酷愛讀書，而且執著于寫書，還在自己家里辦起“蘭臺書屋”。春節過后，我回老家翼城趁機采訪了這位書迷文友。
    譚希賢雖然已到了古稀之年，但說起他酷愛讀書的事，依然思維清晰，侃侃而談。譚希賢出身于翼城感軍村一個書香門第，他來到人世間的時候，適逢抗日戰爭爆發。他的姑父李長庚早在大革命時期于太原第一師范讀書時，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就和翼城籍的幾個同學，成立了“翼城留并學生聯合會”。后來把革命火種帶回故鄉，發展翼城進步青年教師和學生，在城內建立“新翼學社”，學習、傳播新文化思潮，開展學生運動和土地革命。“九·一八”事變后在省城組織發動學潮，進行抗日救亡游行活動，遭閻錫山反動當局逮捕關押于翼城。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他被保釋出獄后創辦《醒翼月刊》，宣傳抗日救國。譚希賢的父親不僅是個飽讀詩書的農村進步知識分子，而且還是個富有愛國之心的熱血青年，積極參加到這一進步刊物的編輯、發行工作之中。后來，李長庚東渡日本留學，翻譯了許多日本走向維新強國的進步文章。“盧溝橋事變”后，他毅然回國在太原參加了犧盟會，次年加入共產黨，任翼城、曲沃、夏縣犧盟中心區組織部長。期間，譚希賢的姑母同樣也是個思想進步的知識女性，她不僅深深愛戀、追隨著丈夫，還動員胞弟繼續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和知識才能都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動中。一方面幫助犧盟會書寫標語傳單，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一方面帶頭把家里的錢糧捐出來，支援前線的抗日將士。譚希賢自幼受到父輩愛國言行的熏陶和父輩們的血脈遺傳，很小的時候就喜歡上了讀書，并且賦予了愛國憂民之情感。
    農業合作化時代的1954年，譚希賢從高小畢業了。憑他的學業本來可以繼續升中學、考大學前途一片光明燦爛的，因為家庭成分是富農，政審過不了關，只得回鄉務農。他雖然回到家鄉“摸牛尾巴”，與“土坷垃”打起交道，但讀書的強烈愿望并沒有消沉。勞動之余，肩膀稚嫩的譚希賢，還常常背著父母外出打工搞副業，用掙來的錢買書讀。
    命運多舛的人往往也能幸運地碰上女神拋出橄欖枝的時候，那年因為譚希賢在大煉鋼鐵中表現突出，組織上就推薦他上了縣立藝術學院。正當他如饑似渴地在書海里攻讀的時候，上級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社會主義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譚希賢回到鎮上，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大潮之中，成了鎮供銷合作社的一名職工。他仍然沒有放棄讀書夢，利用業余時間和節假日進行讀書學習。轉眼到了大躍進的年代，一場厄運又向他撲來，還是因為富農家庭出身，他又被列入“清退”的行列。在那個階級斗爭逐步升級的年月，家庭成分似乎成了決定人的命運的重要標尺。幸虧一位縣委副書記出面，譚希賢才躲過一劫。
    譚希賢多年來的自學苦讀并沒有白費，后來縣里把他調入農科所工作，這一干就是六、七年。六十年代中期，譚希賢響應黨的號召，轉行到位于荒山野嶺的縣林場。他雖然每天與弱小的樹苗相依為命，雖然他每天都要在野狼的嚎叫聲中度過不眠之夜，一向耐得住寂寞的譚希賢，卻都惜時如金，沉醉于書的海洋。
    最令譚希賢痛心疾首的是文革歲月，他多年來收藏和珍愛的書因為他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牽連被沒收！譚希賢于1971年和1980年先后調進縣交通局、節能辦公室、車輛管理辦公室工作，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退休，譚希賢不僅工作出色多年被評為先進模范，而且一直把讀書學習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我和譚希賢真正相識相處相交相知是從他的寫書開始的。譚希賢寫書的事，還要從他的作家夢說起。小時候，他就特別喜歡語文課，尤其是父輩們留下來的古書中的古典詩詞和傳統戲劇故事這些優秀的文化遺產，對少年譚希賢有著磁鐵般的吸引力！后來參加了工作，他對實現作家夢的心氣兒更高漲。白天沒有時間寫，他就點著煤油燈熬夜寫；工資低買紙和筆的錢都是他省吃儉用從牙縫里扣出來的，有時候把廢舊的紙反過來用；文化低開始寫作摸不著門道，他就模仿名家的。那時候著名作家李古北正好回到縣里掛職擔任縣委副書記，譚希賢就兜著膽兒登門拜老作家為師。
    譚希賢是一個知難而進的人，他的處女作電影文學劇本《三月雪》，就是冒著很大風險寫出來的。他發現作家蕭平的短篇小說《三月雪》里的主人公和故事情節，與自己那個愛國的老共產黨員的姑父和知識女性的姑母，以及父親當年投身抗日救亡，實現民族解放運動的經歷極為相似，于是，譚希賢就把父輩親人的生活原型，揉進虛構人物的故事情節中，懷著滿腔熱忱投入創作之中。正當他滿懷信心地投入修改本子準備籌拍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不僅他這個出身于“黑五類”的人身遭到沖擊、揪斗、抄家和搜書等劫難，而且北京的刊物也停辦了。同時之前創作的《嚴峻的考驗》、《紅色女兒》、《姊妹春》三部電影劇本手稿也被洗劫一空。要不是譚希賢多了個心眼兒，把他最看重的《三月雪》修改本和《凱旋之歌》，藏于親友家里，才幸免于難。
    雨過天晴太陽紅。譚希賢終于在苦苦煎熬中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迎來了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新時期。他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在業余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先后發表了詩歌400余首，出版了《譚希賢詩詞集》、《唐堯百家詩詞選》《與人合著》、《譚希賢影劇集》、《譚希賢格言選》及電影劇本13部，并有多篇獲獎。
    譚希賢一生愛書、讀書、寫書、藏書成迷，受益頗多，如何能讓更多的人尤其是文化知識匱乏的農民朋友從書中獲益，這成了他退休前經常思考的一件心事。
    當新世紀的鐘聲剛剛敲響的前一年元旦，譚希賢作出辦“蘭臺書屋”的決定。他這個想法首先在家庭內部就引發了爭論：兒女們主張把父親珍藏的幾千本書弄到街上擺攤出租，就連與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兒也舉手反對辦書屋！親人們說得不是沒有道理呀，家里住的還是七十年代用土坯和磚蓋的幾間老屋，擺得還是老掉牙的“幾大件”。這個清貧的家，多么需要錢啊！……譚希賢不溫不火地給家人算了一筆買書藏書價值賬，同時用父輩與自己傳承了書香門第帶來光宗耀祖的事實，說服了妻子和兒女。得到家人支持后，說干就干。書屋就辦在家里，不論是管理，還是借閱都方便。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書屋，譚希賢在屋門上掛起一塊醒目的牌子。后來一傳十，十傳百，知道和借閱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節假日，他的書屋竟然門庭若市。譚希賢的書屋不僅不收費，而且為保護書籍不損壞，他還花錢買來銅板紙包書皮。他的借閱制度也很特別，凡是借書者，必須事后寫一篇心得交回來，目的是提高大家的欣賞能力。為此，鎮上和村里都授予“文化小院”的光榮牌匾，縣關工委發紅頭文件號召向他學習，省文化廳長親筆為他題寫了“蘭臺書屋”條幅。
    作為文友，我特別為譚希賢幾十年如一日耕耘于文壇獻身于文化奉獻于鄉親們的高尚情操而自豪而鼓舞！

(夏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