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何時出現國家、進入文明時代這是學術界乃至所有中國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據史書記載,堯舜禹時代是我國最早的文明國家。《尚書》是從《堯典》開始的。司馬遷的《史記》是從《五帝本紀》開始的,其中敘述較為具體的就是帝堯和虞舜部分。
山西臨汾古稱平陽,史有堯都平陽之說。《漢書·地理志下》《后漢書·郡國志》《晉地道記》《帝王世紀》《山西省輯要》等均有記載:帝堯所都之平陽應在今臨汾市西南一帶。
考古發現的陶寺文化與堯舜禹部族有密切的聯系。據不完全統計,晉南地區陶寺文化遺址達70余處,主要集中在臨汾盆地塔兒山周圍的汾澮流域。此中最重要遺址當數陶寺遺址。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城東北約6.5公里的汾河東岸,處于塔兒山(明清時稱為崇山或崇峰)西麓,該遺址西北——東南最長2400米,東北——西南最寬1800米,面積約400萬平方米。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對該遺址作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級墓葬以及銅器、文字陶器、各種禮樂重器等大批珍貴文物,為揭示我國龍山時代社會等級制度,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等學術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引起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其后,陶寺遺址的考古工作一度停頓。為充分發揮陶寺遺址在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學術作用,從1999年秋季到2001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又與山西省臨汾文物局合作,恢復了對該遺址的發掘,重點是尋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經過前后三年共五個季度的發掘、鉆探以及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終于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東、東坡溝村和溝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處在陶寺遺址的中心區域上。
目前已發現城址的北、東、南三個方向的城墻。就現知情況來看,城址方向為312度,其平面為圓角長方形或圓角梯形。城址南北最大距離為2150米,最小距離為1725米;東西最大距離為1650米。城址總面積在200萬平方米以上。北面的城址有三道,由北往南編號依次為Q1、Q2、Q3。東面城墻一道,編號Q4。南面城墻有二道,由南往北編號Q5、Q6。在城址東南部Q5、Q6之間,還鉆探出一堵方向與Q6垂直的墻,編號為Q7,其北端與Q6相接,長度可確定部分長約50米。西面城墻情況不明,可能已毀于宋村溝。
陶寺的各道城墻構筑方法不一,有的為夯筑而成;有的墻體為內外兩側夯筑,中間填土踩踏結實;有的墻體則用稠泥加碎石拍打堆筑而成。發掘情況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墻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遺存所疊壓或打破,有的城墻還被中期灰坑打破,但有的墻體疊壓著陶寺文化中期的遺存。由此可以推斷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屬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據遺物分析,有的城墻建筑年代略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墻體呈逐步外移之勢。在城內,還發現有夯土墻四道,編號分別為Q8、Q9、Q10、Q11。其中Q8呈西北——東南走向,長約200米,寬約4米。估計這些墻體或許會與大城內有小城有關。
陶寺城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可以說,它是我國堯舜禹時代進入文明的醒目標志。
一、陶寺城址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050年之間,大致與堯舜禹時期相當。
二、陶寺城址位于臨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與堯都平陽以及禹“又都平陽”的歷史記載相符。
三、陶寺城址規模宏大,達200萬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崗、平糧臺等城址大許多倍,比黃河下游地區最大的城址——山東茬平教場鋪城址大100萬平方米,也比長江流域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大數十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同時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與堯舜禹時期都邑性城址的規模吻合。它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它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筑城以衛君”。陶寺城址的興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基于上述時代背景和考古發現考慮,可把陶寺城址作為一個初期國家權利中心已經形成的標志。
四、城址內在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這只占整個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種規格。幾座大墓長3米余、寬2米余,每座墓葬出土有一二百件隨葬器物,其中有鼉鼓、石磬、土鼓、龍紋陶盤等禮樂重器和成組彩繪漆木器、彩繪陶器和玉石器。幾十座中型墓也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隨葬品十分貧乏,有的一無所有。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社會確已存在階級,貧富分化明顯。符合古代脫離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從血緣部族蛻變為地域國家的特征。從大墓的規模以及隨葬品的量和精美程度來看,都是其他地區同時期墓葬所不能比擬的,這與堯舜禹時代最高層統治者身份相稱。有學者甚至把這些大墓稱為王墓。
五、陶寺城址周邊的陶寺文化遺址具有分布密集、規模較大的特征。已發掘的曲沃東坪遺址在200萬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遺址達300萬平方米、侯馬市的喬山底遺址達50萬平方米,它們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圍以內。這種情況與堯舜禹時期統治中心區域的繁盛情況相吻合。
根據上述分析,陶寺城址就是堯舜禹時代都邑性城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經典著作中說,古代社會“在新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高峻的墻壁并非無故,它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因此,我們可以把規模宏大的陶寺城址,視為我國早期國家的物化標志。
由此看來,臨汾地區曾是我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晉南地區的先民在這里創造了光榮歷史。現在,山西省委宣傳部和臨汾市委、市政府在此舉辦帝堯古都文化旅游節,展示臨汾的悠久歷史、燦爛的文化必將促進晉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要繼承古代歷史的這份光榮,建造幸福家園,繼續推動歷史車輪,沿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大道前進。(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梁星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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