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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喬忠延

    這次出使是要他們化解一場天主教“華化”的紛爭，也是彌合羅馬教皇和康熙皇帝的隔閡。事情的起因卻很久遠，在馬可波羅游歷中國之后，他的著作在歐洲傳開，西方了解到一個真實而富庶的中國。十四、十五世紀開始，他們試圖用海上貿易來打開與中國的往來。

    另一方面，則派出大批的傳教士來到中國，試圖把基督教義傳播到這里，讓中國人也信仰上帝。我國傳統文化深厚，很少有人接受，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并不理想。

    一直到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西方的傳教活動才有所改善。原因在于利瑪竇采用了實用主義的靈活策略，實際是在進行文化融合。

    利瑪竇認為儒家學說是中國人維系日常生活和社會管理秩序的基石，體現著中國文明的道德價值。如果用基督教價值體系來徹底否定儒家價值觀，那么，基督教將無法在中國立足。為此，他把“DEUS”翻譯為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上帝”，自己穿儒服，學漢語，研究中國文化。對待中國信徒就更為寬懷，允許他們繼續祭孔拜祖。利瑪竇的靈活策略突破了在中國傳教的僵局，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可是，這種靈活策略，居然引發了基督教內部的所謂“禮儀之爭”。反對者認為允許信徒祭祖拜孔是“異端”，應該禁絕。還指責將把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翻譯為中國人的“上帝”極不妥當。這種爭論持續很久，在利瑪竇逝世后還在繼續，一直爭論到康熙時期。

    此時，中國的農業文明達到頂峰時期，綜合國力在世界上最為強大。而且，康熙皇帝思想開放，勵精圖治。他身邊有不少西方傳教士、科學家，教授西方發達的自然科學知識，有的還在朝廷任職。康熙對基督教采取了寬容的態度，不僅西方傳教事業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

    當然，傳教士也把中國的文化典籍翻譯到西方。那時，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法國傳教士白晉特別作《康熙帝傳》，稱贊他是“世間君主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