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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趕時代的折返跑

2017-05-18 22:16:59 來源:新華網

    20多個昔日的工友和老板把他送到深圳火車站。車站人群熙熙攘攘,羅湖口岸不斷吞吐著黑壓壓的人潮。1989年,他第一次來到深圳時,身上只有7元錢,天還沒亮,不遠處的香港閃著霓虹。

    那時的深圳,地王大廈還藏在規劃里,鄧小平還未曾寄語“你們要搞快一點”。滿城都是農場、村莊和工廠,福田汽車站矮矮的三層樓讓這個年輕人失望不已。

    他的目的地本是香港,奈何沒有通行證,只能拖著坐了四天四夜火車后浮腫的腳,沿路往回走。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份工作來填飽肚子,最終,掛在樹上的招工牌“救”了他,他進了農場,成了一名菜農,生產的蔬菜每日運送的目的地,正是香港。

    深圳發展的節奏隨后開始攪動這個年輕人的人生。農場讓地關門,他去了工廠;工廠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他把本村和鄰村400多個年輕人帶到了這座城市;如今工廠紛紛外遷解散,400多個農民工或“留守”,或奔赴浙江,或返鄉。

    這個來自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深山的農民工,從車間小工干到了廠長助理,一度趕上了這座國際化都市的發展勢頭。總價2萬元共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唾手可得的深圳戶口以及融入這座城市的無數個機會紛紛和他打了照面,但很快,又一個接一個地擦肩而過。

    他離這座城市越來越遠。

    深圳還在向前,他的賽跑卻到了終點。2006年,37歲的安德禮離開深圳,折返回到了老家貴州興仁縣回龍鎮塘山村,一年后,他成了一名村干部。

    這個說自己“被時代甩開”的男人,發誓要讓家鄉不再走自己的老路。為了修路征地,他和村民大吵;試圖流轉土地,他一次次拿自己“血淋淋”的遭遇勸說鄰里;精準扶貧是他眼中最重要的時代機遇,每天從清晨到黑夜,他寫文件、入戶勸說、建微信群發動村民返鄉,幾乎沒休息過。

    他說,沒人比自己更清楚那種滋味了——那種夢想、機遇、未來近在咫尺卻錯過而狠狠墜下又不甘心的滋味。

    

    11年了,安德禮還記得剛回家鄉時眼前的景象。

    泥巴路像一條繩子給被喀斯特山群包圍的村子打了個結,擁有600余戶3000余人的村子依舊沒有通水,土地還藏在山上一個又一個的石頭縫里。巨石間生出的罅隙是珍貴的土壤。種植一季,最后長成一根玉米,成為一餐的主食。

    他心里有數,在這樣的村莊發展大規模種植業很難。他也曾幫村子積極聯絡一家豆制品加工廠落戶,可這里受困于地理條件,水質太差,還打不出地下水,只得作罷。

    不過也因喀斯特地貌,這個轄區面積7.2平方公里的村子擁有天坑、地下溶洞和溫泉等景觀。被推選為村主任的安德禮決定,要推動村子發展旅游產業。

    好消息很快到來。通過朋友親戚的介紹,一位有意投資的老板開著小轎車駛入了通往村委會的泥巴路。陸陸續續考察了半年,對方決定投資2.2億元,打造一個旅游景區,涉及征用土地300余畝。同時,縣交通局也確定將對村子的主路進行水泥硬化。

    上級發改委批復文件下來的那天,興奮的安德禮開著自己那臺車燈破破爛爛的吉普車,幾乎是一路沖回了村子。

    這種感覺他太熟悉了。

    當年誤打誤撞進入深圳那家農場時,他本以為自己倒了大霉,沒去成夢想中那個“遍地高樓大廈”的香港,反倒是進了灰撲撲的農場,和老家父輩做著同樣的農活,結果第一個月工資下來了,200多元,20歲的安德禮手里攥著票子又茫然,又驚喜。

    那一年,老家的教師月工資才幾十元,鎮上賣苦力一整天幾元錢,豬肉1元1斤。

    他在農場學會了開車,每天負責滿城收菜。老板是香港人,見他和同行的伙伴能吃苦,便對他說,“這里的菜場都很缺人,你們回家過年的時候多帶些人來吧。”

    那一刻,安德禮覺得自己將會給全村人帶來好運。

    這個如今禿頂、皮膚黝黑的中年男人清晰地記得,第二年和他一起踏上財富之旅的年輕人一共有98個。他在火車站沒有排隊,走的是團體票窗口,車站廣播里單獨讓他們進了母嬰候車室檢票,乘警站在兩旁維持秩序。在那個年代的貴州,如此“龐大”的農民工客流還很罕見。

    離目的地越來越近了,有同鄉驚奇地喊著,“外面的房子咋都是白花花的啊!”車內一片哄笑。

    這種幸福從車廂洋溢到了農場,以至于讓安德禮忽略了深圳發展日新月異的腳步。從農場出來玩時,幾乎一周就要變個樣,有時候多了一家工廠,有時候多了幾棟樓房,還有時候,又關了一家農場。

    老板找到他的時候,農場搬離土地越來越金貴的深圳福田已成趨勢。香港老板很遺憾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自己的農場在不久后就要讓地關門了,這么多人,都得另謀生路了。

    神奇的深圳又一次“救”了他。每日開車的路上,安德禮都會經過貓頭山工業區。那時擁有8車道的北環大道還躲在圖紙里,泥巴爛路上堵車是常態,兩輛車碰面都得倒車讓路。他常常看見一群人在車后推車,泥巴路難行,貨車不時就會陷在其中。

    一次,他碰見一輛陷在泥地里的卡車,一群民工在車后推得費勁。他不忍心,把車倒回,主動系上鋼絲繩,幫卡車脫離了泥地。對方的老板站在一旁,安德禮正準備走人,臺灣籍的老板走過去拉住他,對他說,“跟我干吧!”

    拔地而起的工廠承接了從農場而來的幸福。安德禮很快發現,工廠的收入更高,并且數額隨著訂單走高一天比一天多,他和同鄉紛紛從農場搬進了這個工業區。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許多工廠剛剛興建,人員不齊,遇上訂單加量,要24小時開工,都得互借工人。作為一群興仁民工的“老大”,安德禮無疑是紅人,他幫著協調人員、處理問題。

    再回家過年時,開往貴陽的大巴車直接在村口的省道拉人,他和列車乘務員成了哥們兒。那幾年,本村和鄰村一共400多人跟著他,從西南深山來到了南海邊的這座城市。

    廠長辦公室在二樓,那會兒,安德禮時不時就會被叫上去接電話,磚頭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只有廠長才有,他是最常用那臺電話的人。

    電話那頭,是不斷增加的用工需求和老鄉零零碎碎的問題麻煩。他絲毫沒注意,曾經在“餓死關頭”救了自己的那家農場,已經悄悄消失了。那片土地,長出了密密麻麻的工廠。

    

    在貴州喀斯特山群掩映下,一家旅游公司順順當當建起來了。租了房、掛了牌,眼前的一切都走向了正軌,安德禮和旅游公司商量好了,日后景區建起來,后勤保障部和保安部要優先聘用塘山村的人,商鋪、餐飲開發這塊也要給足當地村民優惠。

    涉及征用的300余畝土地共牽扯90余戶人家。安德禮家不在其中,他甚至有些羨慕得牙癢癢。在他看來,這種靠近景區的機會,千載難逢。

    很多村民卻并不這樣想。流轉土地的工作卡在了還剩30多戶人家的階段。有人對2.8萬元流轉一畝土地的價格表示不滿,還有人跑到掛了牌的公司門口大喊大鬧,  “至少幾十萬元才行。”

    安德禮氣得快要噴出火來,“地是你的沒錯,但不能開發,這地就是一文不值。”他又勸說,“這事兒不止你,你的下一代下下代都可以享受。幾十萬給你你很快就會用完,但靠著景區開店、謀生那才是長遠的利益。”

    沒有太多人聽得進這番言論。村民挨家挨戶地跟旅游公司提價,老板也是個有脾氣的人,久談不妥流轉的土地,扔下一句“這些農民有福都不會享”后,就氣沖沖地撤資了。

    安德禮傷心了。他分明在這些老鄉的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

    在深圳的自行車廠工作后,他從車間小工一溜兒就升到了車間主任。當時,恰逢深圳市出臺“落戶”政策:按投資規模大小,這些公司得到一些落戶指標,安德禮被老板劃入其中。

    “我當時想,老家深圳都一樣,就是干活掙錢,戶口有啥區別。拿了戶口就離老家的親人遠了。”安德禮痛快地放棄了這次機會。

    后來公司規模擴大,他升任廠長助理,工廠將買來的幾套房子以低價犒勞給骨干員工。安德禮分得了一套,2萬元出頭的價格,他換來了一套在珠光的房子。后來跳槽離開公司時,新公司太遠,路程不便,他嫌麻煩,把房子以原價賣給了工廠。

    工廠附近的華僑城有一家證券交易所。那時,一到休息日,安德禮總會發現幾個同鄉大清早就往華僑城跑,“掙大錢”。

    所謂的“掙大錢”就是幫人排隊。證券交易所門前,三五百人的長隊是常態,排三四個小時基本就能碰到人來問,“賣位子不?兩百塊。”

    第一次聽說股票的安德禮感覺這個“兼職”來錢太快了,像“做夢一樣”。

    放假的時候,他跟著老鄉跑到這里從清晨排到黃昏,運氣好時還能排上兩輪。那時他以為,“不會再有比這更輕松的活兒了”。

    多年以后,再提及這些往事,安德禮輕輕扯動嘴角,露出了一個勉強的微笑。等到兒子要上學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么;等到深圳房價飛漲的時候,他已經不想去查自己原來那處房產如今價值幾許了。

    不甘心的情緒在幾十年后又一次撲面而來。他盤算好了,一旦塘山村的旅游區建好,要動員村里的女人去學刺繡、開飯館,自己的梅花鹿養殖場也要專門搞個攤位賣鹿茸和相關加工產品,能省去不少交通成本。

    “當時我做夢都在想這些事兒。”他喃喃道,“太帶動經濟了。”

    許久,已從村主任變成村支書的他看了看窗外,嘆氣道,“施工期是兩年,如果當時順利動工,現在一定有很多游客,怎么也該到了‘豐收’的時刻了。這事情太可惜了。”

    他曾經因為這事不愿再競選村干部。他說,“我之前一直覺得,當個村干部能有多難?能難過管一個幾百人的工廠、動輒處理幾千萬元的訂單嗎?”

    “事實是我錯了。當村干部更難,太難太難了。”他苦笑。

    

    旅游公司從這個貴州大山的貧困村撤走后,唯獨公司掛的牌,幾個鎏金大字還烙在村里的墻上。他舍不得拆。

    每次離開村莊,他都要路過這塊廢棄的牌,想起當時的不甘心和遺憾。后來,每一個離開村子要去鎮上和縣城的村民,都會經過那里,都會看到那塊生銹的牌子。

    有村民后來找到他,說自己很后悔,懇請這位村干部“再去把那個老板請回來嘛”。說的人多了,安德禮也硬著頭皮給老板打去電話,可對方已在鄰近的地方重新找到了相似的旅游項目,那時候,已經開始動工了。

    他把情況如實告訴了村民,還不忘補上一句,“是你們自己不爭氣,嚇走了一大塊肥肉。”

    一句一句,他絲毫不講情面。面對老鄉,他恨不起來,卻決定狠下心來。

    有人嚼舌根說,精準扶貧國家給發錢,自己做不做無所謂,反正國家不可能不管貧困戶。這話傳到了安德禮耳中。他找到這人,丟下一句,“我再聽到這種語言,對你不客氣。”

    2014年,村子終于迎來了水泥路。可在進村的地方,時不時發生堵車。那里有兩戶人家的房子太擠,甚至有點像昔日深圳的“握手樓”。兩家勸說不下,拆房成本太高,他決定在旁邊改道,把2.8米的進村路擴展到4.5米。

    有人不同意了,“祖祖輩輩都能過的路,2.8米和4.5米有區別嗎?”

    “時代不同了。祖祖輩輩的路馬車能過就行,我們現在的路不僅要過拖拉機,還要過大卡車,這能一樣嗎?”他回道。

    這個在深圳見識過真正大路的男人,很清楚路的重要。要改道就得遷墳。安德禮找來一圈“見過世面”的村民,組了一個協調小組,負責挨家挨戶地勸說。

    本來事情都說通了,有一戶人家卻在施工隊進駐時跑去阻攔,大晚上,來到村委會吼,“遷了祖墳壞了風水怎么辦?把人克死了怎么辦?”

    “人如果真死了你給我抬到村委會來,我負責。”安德禮很強硬。

    “你就看看哪個法醫、哪個醫生會出這種證明,說這個人是因為風水才死的。能嗎?”安德禮很是淡定。

    第二年年初,改道完成。那家不愿擴寬道路的農戶最后自己找了施工隊,完成了最后一個環節。后來,安德禮見他把大貨車開到了自家土地附近,一袋一袋地卸著肥料,他湊上去故意問,“怎么樣?這路修得有意思嗎?”

    有時候,這名村支書也在想,他也許不必如此壞脾氣,完全可以像過去的村干部那樣,“和稀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他一遇到事兒,暴脾氣還是壓不住。

    他很清楚,“有些事情,錯過了就是一輩子。”

    當年在深圳,一個四川南充籍的廚師和他關系不錯。為買股票,固定委托安德禮為他排隊。

    那時安德禮還笑對方,廚師也不是多有錢的職業,時不時就花個幾百元買位置,進去還要花錢買股票,這行為太傻太不劃算了。股票在他看來,太陌生了,他也不愿意研究,排排隊掙錢,挺好的。

    后來,廚師炒股掙了錢,買了房,還不止一套。如今,安德禮很久沒和他聯系了。

    還在自行車廠工作的那段日子,一次,有老鄉興奮地跑回來,告訴安德禮,路上有廠高薪招工,排了幾百米的隊。他一聽,換了衣服就跟著出去。可到了以后才發現,那是《深圳特區報》在招聘記者。

    排隊的人們穿著西服西褲,整整齊齊,最重要的是,要求那一欄寫著,大學本科。

    那是中學畢業的安德禮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看到學歷的重要,他一言不發,默默地走回工廠。后來,他拿到了中專學歷,也慢慢想明白,當年中學畢業后就沖動地跳上火車,也許不是真正的“探險”。

    深圳向前邁步的速度越來越快了,似乎沒有時間停下來等。他曾代表工廠參加了一場有關工廠安全生產的會議。會上,政府的相關領導說,在深圳,不會用計算機的人將被視為文盲。

    這個20多歲的年輕人計劃著,回廠后,再好好練練計算器——他把計算器當成了計算機。

    他不會的東西越來越多。到了離開那一年,許多工廠都將用工標準提高到了高中學歷,他自嘲,幸好自己來得早,不然連工人都不讓當。

    盡管是主動離開,安德禮卻一直覺得自己是被“甩”出去的。回到老家時,看到年邁體弱的父母,年久失修的房子,這個一度月薪5000元、做到廠長助理的中年人突然覺得“這么多年一事無成”。

    

    很難把今天的塘山村和貧困村聯系在一起。水泥路穿梭在喀斯特山群里,兩層三層漂亮的小樓順著公路鱗次櫛比,水也通了,絲毫看不出貧困的影子。

    但安德禮清楚,在很多角落,依然藏著貧困的影子。他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比如,很多小洋樓的內部都未曾裝修,家具破破爛爛的。還有許多從外地打工歸來的中年人,略顯茫然無措,不知家里脫貧該從何入手。

    很多人沿著上一輩的足跡,繼續種植玉米和烤煙,再養幾頭牛和豬,日子也就能勉強對付著過了。

    但在這個性格倔強的村支書看來,賬顯然不是這樣算的,“傳統作物種植只能穩定現在的局面,不能發展致富”,必須尋找脫貧致富的路徑。

    不過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傷疤一次次露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去看整個市場、整個環境的重要性。”

    昔日,在瓦房和農場逐漸遠離深圳時,安德禮流水線上的工作,辛苦又充實。只是,他不太喜歡每日必然響起的炮聲。那時,某部隊正在炸工業區后的那座山,以便為深圳市的建設提供土地資源。

    他在炮聲中期待工廠多接點訂單,這樣就能多掙一些了。他的同鄉,卻在這里看到了機遇,有人主動跳槽開始干起了建筑,趕上了深圳建筑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還有人奔赴制衣廠、電路板廠、電子廠……不斷有人離開這個“大家庭”,去尋找更好的機遇。

    深圳昔日地標地王大廈竣工前,安德禮曾和同鄉一起進去看過,那時他還在想,這么高的建筑到底能用來做啥,他后來才慢慢明白,這些高樓不是給人住的,它們叫寫字樓。一個又一個外貿公司在這里成立、發展和壯大。

    安德禮終于意識到,深圳又要變天了。

    排污處理不好?搬。產業轉型升級?搬。昔日密布的工廠也慢慢地離開,有的去了番禺,有的去了東莞,還有的去了地更便宜的中西部省份。

    400多人的命運開始分岔。有地產行業的同鄉在深圳站穩腳跟,還有人興致勃勃地跟他說,“去浙江,今日的浙江,昨日的深圳。”

    “不可能的。再也不會有像深圳這樣的機會了。”他使勁兒搖頭,“工人其實很脆弱,本質上能依靠的只有工廠,工廠一旦離開,工人就成了隨波逐流的水草。”

    他突然懷疑自己,當年帶著這么多人來到深圳,是否作了最正確的決定。他像一個“大家長”管著這些老鄉,期盼著他們安安心心掙錢,誰沒拿到工資他沖在前頭去交涉,誰家出事了他都會借錢,到現在還有好幾萬元沒收回來。

    曾有一名老鄉罹患白血病,他發動周邊工廠所有的貴州人捐款。白天上班,晚上籌錢和探病,最后,他們湊了8000多元醫藥費。只可惜人還是沒留住。

    他把老鄉的骨灰帶回了塘山村。返程時,安德禮仔細看了家鄉那些新冒出來的小洋樓。這些農民工把掙來的辛苦錢悉數砸進了房子,修完地基修主體,主體搞好再裝修,斷斷續續這么拖著,好幾年就過去了。

    真正干不動返鄉的時候,人老了,房子也老了。

    安德禮想找到擁有機遇的產業,把這些空蕩蕩的房子塞滿。他瞄上了野菜種植,這個腦子活泛的中年人在縣城大大小小的火鍋店發現,野菜的銷量早已超過了白菜和其他蔬菜,粗略算下來,一天至少能有三四百斤的市場。甚至有一家專門做野菜火鍋的店面,擁有30多張桌子,飯點能翻好幾次桌。

    注重養生的人也越來越多,吃野菜成了一種潮流。他找到一些貧困戶,準備流轉土地種植何首烏、魚腥草、剪刀菜和香蒿,再用自家養殖的梅花鹿的糞便來施肥。

    這一次,支持成了主流的聲音。有火鍋店對他說,“你種多少,我收多少。”

    

    離開深圳的那天,安德禮和前來送行的伙伴一一告別,他說自己對深圳沒什么念想了,這里的一切都在歡迎著真正的“人才”,自己飄來飄去,也到了離開的時候。

    當上村干部后,他曾再次來到這個城市尋求招商引資的機會。可他發現,曾經的工廠四周,拔地而起的是清一色的高樓大廈,如果不是路標明明白白寫著,他一定會認為自己走錯路了。

    工廠的設施不斷更新發展,只有綠化的草坪沒怎么變樣。當年下班后,鐵皮房宿舍太熱,工人們紛紛躺在草坪上乘涼,有人吹牛,有人抽煙,有人打牌,還有人看書。他喜歡在把一張網拴在樹上,做成簡易的吊床,躺在上面,瞇著眼,昏黃的路燈一閃一閃,還能聽到和家鄉一樣的昆蟲的鳴叫。

    現在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齊齊,夜晚被汽車鳴笛聲取代。他吃飯的美食城從地上搬到了地下,他去昔日朋友的工廠參觀卻被攔住,朋友出來接他,笑呵呵地解釋,“你穿的太不正式了”。

    安德禮一看,對方西裝革履,自己還是過去那樣,鄒巴巴的T恤衫和長褲,怎么看怎么土。

    他突然意識到,這座已經和自己告別的城市,到今天依然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自己逃避般躲回老家,還是要“繼續追趕時代的機遇”。

    回到塘山村,開過黨員組長大會后,他和參會的村民一起吃飯。菜上桌了,他不準人動筷子,要求每一個人對村里未來的發展建言獻策,不說不準吃飯。

    有人覺得難為情,他跟對方講,“從你舉手宣誓的那一天起,你就和普通村民不一樣了。”最后,那頓飯吃了兩個多小時,氣氛熱鬧,“村子歷史上從沒有過”。

    開村民大會,他依然脾氣暴躁,遇上不好好脫貧致富只想著吃喝玩樂的人,他依然忍不住要“罵人”,可他也會很認真地表揚村里一位50多歲的老人,這個老人好不容易供完了孩子讀書,家里一貧如洗,靠著這次精準扶貧的政策,搞起了養殖場。

    第一年,遭遇了市場寒冬,豬價大跌,他虧得血本無歸。全家人都埋怨這個老人,安德禮還是找了一項精準扶貧政策,繼續貸給了他幾萬元。老人一個人扛下了整個養殖場,幾十頭牛豬的喂養一肩挑,他閑下來甚至還去幫人打小工還債,從早上4點忙到晚上10點。

    如今,老人即將扭虧為盈。安德禮看到了那股精氣神,這是他最想傳遞給村民的,“有了那股勁兒,貧苦算什么,挫折算什么,還會有邁不過去的坎兒?”

    這個身材有些矮胖的村支書依舊開著那輛前車燈搖搖欲墜的吉普,每天來回于野菜基地、梅花鹿養殖場、農戶家和村委會,他的生活軌跡似乎再也不會和深圳有交集了。

    但他心里清楚,雖然自詡“一事無成”,但深圳精神已經在他身上深深種下。他渴望機遇,并試圖盡全力抓住機遇。

    其實,當初他擁有的機遇還有很多。比如,自行車廠老板的信任,藥廠朋友的橄欖枝等。

    那個因白血病致死的老鄉火化后,安德禮決定把骨灰送回老家。但工廠生產處于關鍵時期,老板堅決不同意他請假,這個倔脾氣的貴州漢子最終帶著骨灰坐上了回鄉的火車。只是,回來后,老板和他相處實在尷尬,他想了想,選擇了辭職。

    在更早的時候,他被一名在藥廠工作的朋友看中,力邀他脫下藍領的工服,加入藥廠,試著變成一名白領。

    有那么一瞬間,安德禮心動了。但去藥廠,意味著要徹底離開工業區,他還是放不下這400多個同鄉。

    他記得,幾乎每次他回鄉時,總有淚眼婆娑的老媽媽會把自己納的鞋底交給他,求他帶給自己的兒子。盡管,他為了送這些“心意”,晚上外出被抓到收容所過,但當年血氣方剛的青年還是覺得,這些東西“太珍貴了”。

    他放棄了這些觸手可得的機遇,回鄉后幾乎和誰也沒講過。

    人到中年,他回過頭看,說后悔當年錯過了戶口,錯過了房子,錯過了扎根,錯過了深圳的時代機遇,卻從沒后悔選擇送骨灰回鄉和留在工業區照看同鄉。

    在這個48歲的男人眼中,那些是比機遇更為重要的東西。


     

責任編輯:張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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