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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人們從金融運行和監管、美國消費模式、全球貿易結構失衡等不同角度對危機的成因和性質作了分析。但從更深層次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本質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劉偉認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世界周期性發作的經濟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包括一些西方人士在內的許多人都感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遙遠，這是因為馬克思所剖析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根本矛盾在現實世界里再一次得到了驗證。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以及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對立，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為廣大人民公平公正地分享，導致整個社會購買力和市場需求不足，因而經濟危機必然周期性地發生。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現代社會歷史局限性的集中體現。這說明，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并不像西方學者在“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中所宣稱的那般完美。與之相比，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并將這一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這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但同時必須鮮明地拒絕西方所倡導的私有化。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政府對市場前所未有的干預。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國際金融危機對于我們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有什么啟示？劉偉指出，西方一直存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理性干預主義兩種不同的經濟學說和政策主張，二者交替占據主流地位。20世紀70年代之后，嚴重的經濟“滯脹”現象使得強調政府干預、治愈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凱恩斯主義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西方大行其道。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正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經濟秩序所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可能導致西方國家經濟政策再次走向強調政府干預的方向。然而，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都不能解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事實，證明危機的發生有著更深刻的制度根源，同時也說明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宏觀經濟與微觀主體存在難以調和的沖突。西方學者提出我國改革應充分貫徹自由化原則，這不僅不符合我國實際，而且不符合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在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之間搖擺的事實。與之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政府與市場、整體與個體、和諧與自由、均衡與增長等方面的矛盾運動作出的嶄新的、科學的處理，為把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統一起來、防止盲目競爭和市場失靈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我們必須通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競爭、激發經濟活力，同時必須堅決反對經濟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化。 

在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銀行業造成嚴重沖擊的形勢下，我國商業銀行卻表現突出。這是為什么？劉偉說，發展經濟學往往把金融深化程度看作發展中國家市場化和工業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但現在看來，金融深化進程不能超越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社會制度演變的階段，否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可能帶來極大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我國金融改革適應基本經濟制度和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要求，我們謹慎地推動金融深化，形成了抵御國際金融風險傳遞的制度屏障。但也應看到，相對于資源配置有效性需求和經濟全球化要求而言，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存在滯后性。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國際化方向不應動搖，我們不能也不應放緩融入全球經濟的進程。這次危機表明，西方經濟體制包括金融貨幣體系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所以，我國經濟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必須堅決反對全盤西化式的“一體化”。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國有企業在擴大投資需求、調整產業結構、鞏固和擴大就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此應當怎么看？劉偉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我國實施的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能夠很快見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大型國有企業作主導和支撐，并帶動和引領中小企業發展，從而使宏觀經濟政策的意圖可以透過微觀機制很好地貫徹下去。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市場結構，為政府集中決策提供了堅實的微觀基礎，這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所以，我們既要堅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又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努力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張怡恬）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 邱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