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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麥字據”見證“鄉約”權威

同治年間，盜麥賊簽字據、擺“重八席”息事

　　臨汾新聞網訊 近日，我市著名收藏人來祥生先生淘得一張鄉村“文書”，薄薄一張紙，寥寥數句話，反映的是清朝同治年間發生在鄉間鄰里的一段往事。

　　其內容如下：“立盜麥字據文字人左榮主(注：據后文，榮”應為“永”，疑為口音之誤)，情因偷盜左春芙之麥一事，大約盜麥拾駝(此處“駝”字應作量詞解，意為成塊的東西，相當于“坨”、塊”)有余，左春芙達知鄉約，左永主央煩侯梁智、左永科、張洪順說合，情愿于(應作“給予”)左春芙賠麥，擺重八席三席，落干凈字據，倘日后左春芙再沒苗禾者，許左永主補賠，永無反復，口不為憑，立盜麥字為證。同治七年五月□□日立□字左永主+說合人：左永科+、侯梁智+、張洪順+”。

同治年間的“盜麥字據”

　　從這張“盜麥字據”可知，149年前的1868年，當事人左永主因為偷盜自己同族人左春芙的十駝麥子被人抓住告知了鄉約，左永主便邀請同村人左永科、侯梁智、張洪順等人作證說合。作為偷盜人，左永主情愿賠償失盜者左春芙十駝麥子，并出錢置辦三桌“重八席”以謝鄉鄰，而且保證永不再犯，如果日后左春芙莊稼再遭盜竊，左永主都得賠償。在“鄉約”族長說合及事主的見證下，左永主寫下了這張兼具懲罰和保證意味的“文書”，并簽字畫押。

　　在這份“文書”中，來先生特別注意到“鄉約”二 字。從原文表述可看出“鄉約”應為以“職務”代指的具體的人。那么，“鄉約”究竟是一個什么“官”呢?

　　最近，一部叫《白鹿原》的電視劇熱播，里面有族長白嘉軒、鄉約鹿子霖、總鄉約田福賢等人物。來先生查閱資料得知，作為一族之長的“族長”，是幾千年中國農耕社會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族長，也稱“宗子”，族民為了自身或共同利益，一般會推舉族內德高望重的男性長者為族長，族長具有很大的宗法權力，宗族內部的管理和各項事務的主持一般都由族長擔綱，小如家庭糾紛、婚喪嫁娶，大如祭祖、祠廟管理等事務。族長負責制訂鄉約，《白鹿原》的開場大戲就是由族長白嘉軒帶領族人在祠堂集體誦讀“鄉約”的場景。

　　“鄉約”一詞，可以樸素地理解為約束鄉鄰，共守禮教。宋代，關中學派著名代表人物呂大防對族人立下鄉約“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后來的鄉約直接承繼于此，并刻石立碑，成為宗族人人共守的規則。“鄉約”的執行者有強制措施，包括罰跪、罰款、罰糧、鞭撻、板打等。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鄉約社會治理對基層的治安管理具備合理合法性，也與其所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

　　來先生說，在封建社會以及民國初期，族長都是官府承認的基層組織代理人，官府對于宗族事務中情節輕微的“細故”，一般僅在呈狀上批令鄉保、族長調處，大多民間糾紛在進入官府司法程序審理之前就已經在宗族內部依鄉約調處息訟，傳統的中國社會就是在這樣一種官府斷案和宗族自治的雙行道上保持內部和諧。民國之前的“鄉約”就是“族長”的代名詞。

　　辛亥革命后，清帝遜位，民國政府改革地方政體，縣令改為縣長，縣下設倉，倉下設保障所，作為基層的行政單位，倉的官員稱“總鄉約”，保障所官員稱“鄉約”。《白鹿原》中，鹿子霖就是新政府任命的“滋水縣白鹿倉第一保障所”的“鄉約”，從此后，“鄉約”從規則制度成為基層官名。鹿子霖這個“鄉約”也由此開始“蠶食”族長白嘉軒的統治權威。再到后來，農民協會的成立，“仁義白鹿村”的石碑和鄉約石碑斷裂，傳統鄉約便受到嚴重破壞。

　　來先生收藏的這張同治年間的鄉約“盜麥字據”見證了封建社會基層宗族管理的一角。

　　“鄉約”自治，是傳統社會里流傳下來的一份寶貴財富，如今我們的法院開庭之前先走調解程序，正是繼承了先賢的聰明才智。“水深土厚，民風淳樸”，仍是我們對鄉土鄉民鄉約的一種傳統鄉村文化的向往和追求。

　　“盜麥字據”文書中，偷盜者左永主除賠償被盜者麥子外，還要擺三桌重八席，才能落干凈字據，而且還得保證被盜者家中永不失盜，才算完事。那么，“重八席”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宴席呢?

　　據來先生介紹，“重八席”是洪洞的傳統宴席，已成為洪洞文化的一部分，它以師徒世代傳承一直沿襲至今，據說最初是為了紀念伏羲在此創立先天八卦。也有傳說晉文公逃難時遇楊蓮公用“八八席”招待他，后二人成為八拜之交。還有一種傳說，是說朱元璋當年在大槐樹下移民使得洪洞一 帶1230多個姓氏遍及華夏，他鄉遇同鄉，都是同根生。因朱元璋又名朱重八，在洪洞的民謠中這樣唱道：“朱重八，朱重八，槐鄉人在天涯;喜相逢，吃重八，百家姓里是一家。”也就是從洪武之后，洪洞“重八席”的筵席名字固定下來，有了“重逢席”“重逢喜”的含義。

　　“重八席”作為洪洞一道縣級名宴，曾招待過康熙、慈禧。千百年來，不管是兒婚女嫁、父母壽誕、金榜題名、喬遷新居，“重八席”都作為最高規格的筵席款待親朋好友和街坊四鄰。

　　“重八席”席面考究，上菜順序也極其講究，客人入座，貴客上座，陪客旁座。“重八席”上席分為有頭有尾的全席和無頭無尾的單重八，頭和尾外，中間部分基本相同。

　　頭尾包括：四干、四鮮、四冷葷、四樣點心。四干就是干果瓜子類，如葵花子、南瓜籽、花生、核桃、柿餅等，也可用糖塊代替。四鮮就是果品類：蘋果、香蕉、葡萄、橘子等。四冷葷就是四個涼拌菜或肉拼。四樣點心是最后的主食，各種點心和餅干之類，也可以多種拼成四個。

　　“重八席”的菜肴，八大八小寓意富貴吉祥。菜肴包括八大碗、八小碗，大碗盛整雞、整魚、火腿、肘子等大菜，傳統的菜肴有夾砂(炸紅薯片夾肥肉裝陶碗蒸熟撒白糖)、酥肉等，還有四個湯(魷魚湯、海參湯、肉絲湯、丸子湯、雞蛋湯、醪糟湯、苜蓿湯、燒肚絲等等);八小碗主要盛小炒一類(如小炒肉絲、小炒蓮菜絲、過油肉、紅燒肉、拔絲山藥等)，這才是一桌完整正宗的“重八席”。

　　由此可見，同治年間，鄉村宗祠按“鄉約”規定，對偷盜十駝麥子的竊賊處罰還是比較嚴厲的!這張“文書”盡管沒有村名，但可看出是出自洪洞某個村子，對于研究當時的宗族文化、防盜文化、治安管理及洪洞名吃“重八席”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記者 孫宗林 文/圖